王褒年约二十五，又为王襄作《四子讲德论》。
公元-60年 是年
王褒年约二十五，又为王襄作《四子讲德论》。
《汉书•王褒传》卷六十四下：“褒既为刺史作颂，又作其传。”按，“颂”，指去岁所作《中和》《乐职》《宣布》三诗；“传”，乃谓《四子讲德论》。《文选》卷五十一载《四子讲德论序》云：“褒既为益州刺史王襄作《中和》《乐职》《宣布》之诗，又作传，名曰《四子讲德》，以明其意焉。”所言极是，文中托“浮游先生陈丘子”之口，已将“扬君德美”的颂扬之义阐释清楚，故可称“颂”；进而以《四子讲德》“明其意”，则可称之为“传”。“颂”“传”内容密切关联，所作时间当前后紧接。文中言天符有“今南郡获白虎”，人瑞有“日逐举国而归德，单于称臣而朝贺”，《汉书•宣帝纪》卷八谓元康四年“南郡获白虎”，神爵二年秋“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将人众万余来降”，九月“匈奴单于遣名王奉献，贺正月，始和亲”，与《四子讲德论》若合一契，足证此文作于神爵二年。
王褒年约二十五，又为王襄作《四子讲德论》。
《汉书•王褒传》卷六十四下：“褒既为刺史作颂，又作其传。”按，“颂”，指去岁所作《中和》《乐职》《宣布》三诗；“传”，乃谓《四子讲德论》。《文选》卷五十一载《四子讲德论序》云：“褒既为益州刺史王襄作《中和》《乐职》《宣布》之诗，又作传，名曰《四子讲德》，以明其意焉。”所言极是，文中托“浮游先生陈丘子”之口，已将“扬君德美”的颂扬之义阐释清楚，故可称“颂”；进而以《四子讲德》“明其意”，则可称之为“传”。“颂”“传”内容密切关联，所作时间当前后紧接。文中言天符有“今南郡获白虎”，人瑞有“日逐举国而归德，单于称臣而朝贺”，《汉书•宣帝纪》卷八谓元康四年“南郡获白虎”，神爵二年秋“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将人众万余来降”，九月“匈奴单于遣名王奉献，贺正月，始和亲”，与《四子讲德论》若合一契，足证此文作于神爵二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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