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唐四杰，故气脉雄厚。
公元858年 十月
初唐四杰，故气脉雄厚。
绮则追步李商隐，才地视维崧为弱，而秀逸特甚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一百五十一：“《李义山诗注》三卷、《附录》一卷(通行本)国朝朱鹤龄撰。鹤龄有《尚书埤传》，已著录。李商隐诗旧有刘克、张文亮二家注本，后俱不传。故元好问《论诗绝句》有‘诗家总爱西昆好，只恨无人作郑笺’之语。[按，西昆体乃宋杨亿等摹拟商隐之诗，好问竞以商隐为西昆，殊为谬误。谨附订于此]明末释道源始为作注。王士祯《论诗绝句》所谓‘獭祭曾惊博奥殚，一篇《锦瑟》解人难。千秋毛郑功臣在，尚有弥天释道安’者，即为道源是注作也。然其书征引虽繁，实冗杂寡要，多不得古人之意。鹤龄删取其什一，补辑其什九，以成此注。后来注商隐集者，如程梦星、姚培谦、冯浩诸家，大抵以鹤龄为蓝本，而补正其阙误。惟商隐以婚于王茂元之故，为令狐绹所挤，沦落终身。特文士轻于去就，苟且目前之常态。鹤龄必以为茂元党李德裕，父子党牛僧孺。商隐之从茂元为择木之智、涣邱之公，然则令狐楚方盛之时，何以从之受学？令狐绹见雠之后，何以又屡启陈情？新、旧《唐书》班班具在，鹤龄所论未免为回护之词。至谓其诗寄托深微，多寓忠愤，不同于温庭筠、段成式绮靡香艳之词，则所见特深，为从来论者所未及。惟所作年谱，于商隐出处及时事颇有疏漏，故多为冯浩注本所纠。又如《有感》二首咏文宗甘露之变者，引钱龙惕之笺，以李训、郑注为奉天讨，死国难。则触于明末趟祸，有激而言，与诗中‘如何本初辈，自取屈牦诛。临危对卢植，始悔用庞萌’诸句，显为背触，殊失商隐之本旨。又重《有感》一首所谓‘窦融表已来关右，陶侃军宜次石头’者，竞以称兵犯阙望刘从谏。汉十常侍之已事，独未闻乎？鹤龄又引龙惕之语不加驳正，亦未免牵就其词。然大旨在于通所可知，而阙所不知，绝不牵合新、旧《唐书》，务为穿凿。其摧陷廓清之功，固超出诸家之上矣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一百五十一：“《李义山文集笺注》十卷(通行本)国朝徐树毂笺，徐炯注‘树字艺初。康熙乙丑进士。官至山东道监察御史’。炯字章仲。康熙壬戌进士。官至直隶巡道。皆昆山人。考《旧唐书•李商隐传》，称有《表状集》四十卷、《新唐书•艺文志》称李商隐《樊南甲集》二十卷、《樊南乙集》二十卷，《玉溪生诗》三卷、《文赋》一卷。《宋史•艺文志》称《李商隐文集》八卷、《四六甲乙集》四十卷，《别集》二十卷、《诗集》三卷。今惟《诗集》三卷传，《文集》皆佚。国初吴江朱鹤龄始裒辑诸书，编为五卷，而阙其状之一体。康熙庚午，炯典试福建，得其本于林估。采摭《文苑英华》所载诸状补之，又补入《重阳亭铭》一篇，是为今本。鹤龄原本虽略为诠释，而多所疏漏，盖犹未竞之稿。树谷因博考史籍，证验时事，以为之笺。炯复征其典故训诂，以为之注。其中《上崔华州书》一篇，树谷断其非商隐作。近时桐乡冯浩注本，则辨此书为开成二年春初作。崔华州乃崔龟从，非崔戎。故贾相国乃贾铼，非贾耽。崔宣州乃崔郸，非崔群。引据《唐书》纪传，证树之误疑。又《重阳亭铭》一篇，炯据《全蜀艺文志》采入。冯浩注本则辨其碑末结衔及乡贯皆可疑。知为旧碑漫漶，杨慎伪补足之。援慎伪补樊敏、柳敏二碑，证炯之误信。又据《成都文类》采入《为河东公上西川相国京兆公书》一篇及逸句九条，皆足补正此本之疏漏。然《上京兆公书》乃案牍之文，本无可取，逸句尤无关宏旨。故仍以此本著于录焉。”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另著录其《蜀尔雅》三卷、《杂纂》一卷、《金钥》二卷、《梁词人丽句》一卷、《李义山集》八卷。然其文集
初唐四杰，故气脉雄厚。
绮则追步李商隐，才地视维崧为弱，而秀逸特甚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一百五十一：“《李义山诗注》三卷、《附录》一卷(通行本)国朝朱鹤龄撰。鹤龄有《尚书埤传》，已著录。李商隐诗旧有刘克、张文亮二家注本，后俱不传。故元好问《论诗绝句》有‘诗家总爱西昆好，只恨无人作郑笺’之语。[按，西昆体乃宋杨亿等摹拟商隐之诗，好问竞以商隐为西昆，殊为谬误。谨附订于此]明末释道源始为作注。王士祯《论诗绝句》所谓‘獭祭曾惊博奥殚，一篇《锦瑟》解人难。千秋毛郑功臣在，尚有弥天释道安’者，即为道源是注作也。然其书征引虽繁，实冗杂寡要，多不得古人之意。鹤龄删取其什一，补辑其什九，以成此注。后来注商隐集者，如程梦星、姚培谦、冯浩诸家，大抵以鹤龄为蓝本，而补正其阙误。惟商隐以婚于王茂元之故，为令狐绹所挤，沦落终身。特文士轻于去就，苟且目前之常态。鹤龄必以为茂元党李德裕，父子党牛僧孺。商隐之从茂元为择木之智、涣邱之公，然则令狐楚方盛之时，何以从之受学？令狐绹见雠之后，何以又屡启陈情？新、旧《唐书》班班具在，鹤龄所论未免为回护之词。至谓其诗寄托深微，多寓忠愤，不同于温庭筠、段成式绮靡香艳之词，则所见特深，为从来论者所未及。惟所作年谱，于商隐出处及时事颇有疏漏，故多为冯浩注本所纠。又如《有感》二首咏文宗甘露之变者，引钱龙惕之笺，以李训、郑注为奉天讨，死国难。则触于明末趟祸，有激而言，与诗中‘如何本初辈，自取屈牦诛。临危对卢植，始悔用庞萌’诸句，显为背触，殊失商隐之本旨。又重《有感》一首所谓‘窦融表已来关右，陶侃军宜次石头’者，竞以称兵犯阙望刘从谏。汉十常侍之已事，独未闻乎？鹤龄又引龙惕之语不加驳正，亦未免牵就其词。然大旨在于通所可知，而阙所不知，绝不牵合新、旧《唐书》，务为穿凿。其摧陷廓清之功，固超出诸家之上矣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一百五十一：“《李义山文集笺注》十卷(通行本)国朝徐树毂笺，徐炯注‘树字艺初。康熙乙丑进士。官至山东道监察御史’。炯字章仲。康熙壬戌进士。官至直隶巡道。皆昆山人。考《旧唐书•李商隐传》，称有《表状集》四十卷、《新唐书•艺文志》称李商隐《樊南甲集》二十卷、《樊南乙集》二十卷，《玉溪生诗》三卷、《文赋》一卷。《宋史•艺文志》称《李商隐文集》八卷、《四六甲乙集》四十卷，《别集》二十卷、《诗集》三卷。今惟《诗集》三卷传，《文集》皆佚。国初吴江朱鹤龄始裒辑诸书，编为五卷，而阙其状之一体。康熙庚午，炯典试福建，得其本于林估。采摭《文苑英华》所载诸状补之，又补入《重阳亭铭》一篇，是为今本。鹤龄原本虽略为诠释，而多所疏漏，盖犹未竞之稿。树谷因博考史籍，证验时事，以为之笺。炯复征其典故训诂，以为之注。其中《上崔华州书》一篇，树谷断其非商隐作。近时桐乡冯浩注本，则辨此书为开成二年春初作。崔华州乃崔龟从，非崔戎。故贾相国乃贾铼，非贾耽。崔宣州乃崔郸，非崔群。引据《唐书》纪传，证树之误疑。又《重阳亭铭》一篇，炯据《全蜀艺文志》采入。冯浩注本则辨其碑末结衔及乡贯皆可疑。知为旧碑漫漶，杨慎伪补足之。援慎伪补樊敏、柳敏二碑，证炯之误信。又据《成都文类》采入《为河东公上西川相国京兆公书》一篇及逸句九条，皆足补正此本之疏漏。然《上京兆公书》乃案牍之文，本无可取，逸句尤无关宏旨。故仍以此本著于录焉。”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另著录其《蜀尔雅》三卷、《杂纂》一卷、《金钥》二卷、《梁词人丽句》一卷、《李义山集》八卷。然其文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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