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攀龙编定《古今诗删》。
公元1569年 本年
李攀龙编定《古今诗删》。
是编选录历代之诗，每代各自分体。始于古逸，次以汉、魏、南北朝，次以唐，唐以后继以明，而宋、元诗不录，以彰显宋、元无诗之旨。王世贞有《古今诗删序》，作于攀龙去世之后。序云：“李攀龙于鳞所为《古今诗删》成，凡数年而殁，殁而新都汪时元谋梓之，走数千里以序属世贞曰：是唯二君子之有味乎诗也，不有存者，谁与任殁者？世贞谢不敏，已喟然而叹曰：……夫以孔子之于诗，犹不能废游夏，而于鳞取其独见而裁之，而遽命之曰删，彼其见删于于鳞而不自甘者，宁无反唇也？虽然，令于鳞以意而轻退古之作者间有之，于鳞舍格而轻进古之作者则无是也，以于鳞之毋轻进，其得存而成一家言，以模楷后之操觚者，亦庶乎可矣。盖于鳞之所最善为世贞，其属存于鳞删者不少，然自戊午而前，及它倡和之什耳。其人雅自信，落落寡与，家僻处济上，则于鳞之于今贤士大夫，多所与而少所见可知也，问为继于鳞志者如之何？曰代益之，不失所以精之意而已矣。友人吴郡王世贞撰。”《诗源辩体》卷三六：“李于鳞《古今诗删》，首古逸诗，次汉、魏、六朝乐府，次汉、魏、六朝诗，次唐诗，次国朝诗。其去取之意，漫不可晓。大要黜才华，尚气格，而复有不然。姑摘其最异者，如汉、魏诗录《柏梁台联句》及应璩《百一》后二首，而曹、刘佳者多遗；长篇取蔡琰《悲愤》而遗《焦仲卿》；‘日暮秋云阴’乃六朝人诗，不能辨也。唐五言古‘感遇’，不取陈子昂而取张九龄；七言歌行，高适取十二篇而岑参五篇，孟浩然一篇，不取《鹿门歌》而取《送王七尉松滋》；七言律，太白一篇，取《凤凰台》而遗《送贺监》。国朝诗，则伯温多而季迪少。五言古，季迪止短篇二首，而七言不录。献吉七言古止三篇，其二为初唐体。仲默有六篇，而初唐体不录。五言律，仲默三十首，多非所长；昌谷止一篇而已。其它不能悉论也。王元美云：‘始见于鳞选明诗，余谓如此何以鼓吹唐音？及见唐诗，谓何以衿裾古选？及见古选，谓何以箕裘《风》《雅》？乃至陈思《赠白马》、杜陵李白歌行，亦多弃掷。岂所谓英雄欺人，不可尽信耶？’”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八九集部总集类四著录李攀龙编《古今诗删》三十四卷，提要曰：“是编为所录历代之诗。每代各自分体。始于古逸，次以汉、魏、南北朝，次以唐，唐以后继以明，多录同时诸人之作，而不及宋、元。盖自李梦阳倡不读唐以后书之说，前后七子，率以此论相尚。攀龙是选，犹是志也。江淹作杂拟诗，上自汉京，下至齐、梁，古今咸列，正变不遗。其序有曰：‘蛾眉讵同貌而俱动于魄，芳草宁共气而皆悦于魂。’又曰：‘世之诸贤，各滞所迷，莫不论甘而忌辛，好丹而非素。岂所谓通方广恕，好远兼爱。’然则文章派别，不主一途。但可以工拙为程，未容以时代为限。宋诗导黄、陈之派，多生硬杈桠。元诗沿温、李之波，多绮靡婉弱。论其流弊，诚亦多端。然钜制鸿篇，亦不胜数。何容删除两代，等之自郐无讥。王士祯《论诗绝句》有曰：‘铁崖乐府气淋漓，渊颖歌行格尽奇。耳食纷纷说开宝，几人眼见宋元诗。’其殆为梦阳辈发欤？且以此选所录而论，唐末之韦庄、李建勋，距宋初阅岁无多。明初之刘基、梁寅，在元末吟篇不少。何以数年之内，今古顿殊，一人之身，薰莸互异。此真门户之见，入主出奴，不缘真有限断。厥后摹拟剽窃，流弊万端，遂与公安、竟陵同受后人之诟厉，岂非高谈盛气有以激之，遂至出尔反尔乎？然明季论诗之党，判于七子。七子论诗之旨，不外此编。录而存之，亦足以见风会变迁之故，是非蜂起之由，未可废也。流俗所行，别有攀龙《唐诗选》。攀龙实无是书，乃明末坊贾割取《诗删》中唐诗，加以评注，别立斯名。以其流传既久，今亦别存其目，而不录其书焉。”明末刊行之《唐诗选》，有陈文烛序。《诗源辩体》卷三五：“李于鳞《唐诗选序》，本非确论，冒伯麐极称美之，可谓惑矣。《序》曰：‘唐无五言古诗，而有其古诗。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，弗取也。’愚按，谓子昂以唐人古诗而为汉魏古诗弗取，犹当；谓唐人古诗非汉魏古诗而皆弗取，则非。（汉、魏、李、杜，各极其至。见李杜总论。）观其所选唐人五言古仅十四首，而亦非汉魏之诗，是以唐人古诗皆非汉魏古诗弗取耳。曰：‘七言古，太白纵横，往往强弩之末。’太白光焰万丈，古今慑伏，不知于鳞视为何物。曰：‘五言律、排律，诸家概多佳句。’曰‘多佳句’，则无佳篇可知。不太罔耶？曰：‘七言律体，诸家所难。王维、李颀，颇臻其妙。’予意嘉州未可少也。”“予尝谓：学诗者当取古人所长，济己之短，乃为善学。（见前卷。）于鳞谓 ‘唐无五言古诗’、‘太白七言古，往往强弩之末’，此虽意见有偏，亦是己不能骋而忌人之骋耳。观其所选唐人五、七言古，是岂足以知唐人，又岂足以知李、杜哉？”又卷三六：“李于鳞《唐诗选》，较《诗删》所录益少，中复有《诗删》所无者。其去取之意，亦不可晓。元美、元成既尝论之，而敬美之序，亦寓诋讽。如太白五言古，止录 ‘长安一片月’、‘子房未虎啸’二篇；七言古，止录‘黄云城边’、‘木兰之枻’二篇，若以此法选李，是欲扰龙而缚虎也。初唐五言律，沈宋为正宗，今止录二篇，而沈不录。张燕公五、七言律各三篇，可无录也。其它谬戾颇多，不能一一致辩。今初学但以于鳞所选，辄尊信之，实以于鳞名高一代，要亦未睹诸家全集耳。胡元瑞云：‘于鳞选唐诗，与己作略无交涉。’英雄欺人，不当至是。”“尝与黄介子伯仲言于鳞选唐诗似未睹诸家全集，介子伯仲曰：‘向观于鳞《诗选》所录，不出《品汇》。如《品汇》五言古以崔颢为‘羽翼’，故次韦柳‘名家’之后。七言古，张若虚、卫万无世次可考，故次‘余响’之后；骆宾王以歌行长篇，故又次张、卫之后。今于鳞既无分别，而次序亦如之，是可证也。’予因而考之，信然。”“予尝谓：选诗者须以李选李，以杜选杜，至于高、岑、王、孟，莫不皆然。若以己意选诗，则失所长矣。故诸家选诗者多任己意，不足凭据。若于鳞《诗选》，又与己作略无交涉，良可怪也。”“于鳞《诗选》，其害甚于中郎、伯敬。盖中郎、伯敬尚偏奇、黜雅正，一时后进虽为所惑，后世苟能反正，其惑易除。于鳞似宗雅正，而实多谬戾，学者苟不睹诸家全集，不免终为所误耳。孔子恶似而非，予于于鳞亦云。”心斋居士《而庵诗话跋》：“明人选唐诗为世所通行者：一曰李于鳞《唐诗选》，一曰钟、谭《诗归》。二者廊庙山林，未免偏有所重。偏有所重，则必偏有所废矣。毋惑乎后人纷纷聚讼也。今而庵说唐诗则不唯其文而唯其体，又为选家辟一蹊径。观其《诗话》所云，盖胸中确有所见，非徒为大言以欺世者，读者当自得之也。心斋居士题。”
李攀龙编定《古今诗删》。
是编选录历代之诗，每代各自分体。始于古逸，次以汉、魏、南北朝，次以唐，唐以后继以明，而宋、元诗不录，以彰显宋、元无诗之旨。王世贞有《古今诗删序》，作于攀龙去世之后。序云：“李攀龙于鳞所为《古今诗删》成，凡数年而殁，殁而新都汪时元谋梓之，走数千里以序属世贞曰：是唯二君子之有味乎诗也，不有存者，谁与任殁者？世贞谢不敏，已喟然而叹曰：……夫以孔子之于诗，犹不能废游夏，而于鳞取其独见而裁之，而遽命之曰删，彼其见删于于鳞而不自甘者，宁无反唇也？虽然，令于鳞以意而轻退古之作者间有之，于鳞舍格而轻进古之作者则无是也，以于鳞之毋轻进，其得存而成一家言，以模楷后之操觚者，亦庶乎可矣。盖于鳞之所最善为世贞，其属存于鳞删者不少，然自戊午而前，及它倡和之什耳。其人雅自信，落落寡与，家僻处济上，则于鳞之于今贤士大夫，多所与而少所见可知也，问为继于鳞志者如之何？曰代益之，不失所以精之意而已矣。友人吴郡王世贞撰。”《诗源辩体》卷三六：“李于鳞《古今诗删》，首古逸诗，次汉、魏、六朝乐府，次汉、魏、六朝诗，次唐诗，次国朝诗。其去取之意，漫不可晓。大要黜才华，尚气格，而复有不然。姑摘其最异者，如汉、魏诗录《柏梁台联句》及应璩《百一》后二首，而曹、刘佳者多遗；长篇取蔡琰《悲愤》而遗《焦仲卿》；‘日暮秋云阴’乃六朝人诗，不能辨也。唐五言古‘感遇’，不取陈子昂而取张九龄；七言歌行，高适取十二篇而岑参五篇，孟浩然一篇，不取《鹿门歌》而取《送王七尉松滋》；七言律，太白一篇，取《凤凰台》而遗《送贺监》。国朝诗，则伯温多而季迪少。五言古，季迪止短篇二首，而七言不录。献吉七言古止三篇，其二为初唐体。仲默有六篇，而初唐体不录。五言律，仲默三十首，多非所长；昌谷止一篇而已。其它不能悉论也。王元美云：‘始见于鳞选明诗，余谓如此何以鼓吹唐音？及见唐诗，谓何以衿裾古选？及见古选，谓何以箕裘《风》《雅》？乃至陈思《赠白马》、杜陵李白歌行，亦多弃掷。岂所谓英雄欺人，不可尽信耶？’”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八九集部总集类四著录李攀龙编《古今诗删》三十四卷，提要曰：“是编为所录历代之诗。每代各自分体。始于古逸，次以汉、魏、南北朝，次以唐，唐以后继以明，多录同时诸人之作，而不及宋、元。盖自李梦阳倡不读唐以后书之说，前后七子，率以此论相尚。攀龙是选，犹是志也。江淹作杂拟诗，上自汉京，下至齐、梁，古今咸列，正变不遗。其序有曰：‘蛾眉讵同貌而俱动于魄，芳草宁共气而皆悦于魂。’又曰：‘世之诸贤，各滞所迷，莫不论甘而忌辛，好丹而非素。岂所谓通方广恕，好远兼爱。’然则文章派别，不主一途。但可以工拙为程，未容以时代为限。宋诗导黄、陈之派，多生硬杈桠。元诗沿温、李之波，多绮靡婉弱。论其流弊，诚亦多端。然钜制鸿篇，亦不胜数。何容删除两代，等之自郐无讥。王士祯《论诗绝句》有曰：‘铁崖乐府气淋漓，渊颖歌行格尽奇。耳食纷纷说开宝，几人眼见宋元诗。’其殆为梦阳辈发欤？且以此选所录而论，唐末之韦庄、李建勋，距宋初阅岁无多。明初之刘基、梁寅，在元末吟篇不少。何以数年之内，今古顿殊，一人之身，薰莸互异。此真门户之见，入主出奴，不缘真有限断。厥后摹拟剽窃，流弊万端，遂与公安、竟陵同受后人之诟厉，岂非高谈盛气有以激之，遂至出尔反尔乎？然明季论诗之党，判于七子。七子论诗之旨，不外此编。录而存之，亦足以见风会变迁之故，是非蜂起之由，未可废也。流俗所行，别有攀龙《唐诗选》。攀龙实无是书，乃明末坊贾割取《诗删》中唐诗，加以评注，别立斯名。以其流传既久，今亦别存其目，而不录其书焉。”明末刊行之《唐诗选》，有陈文烛序。《诗源辩体》卷三五：“李于鳞《唐诗选序》，本非确论，冒伯麐极称美之，可谓惑矣。《序》曰：‘唐无五言古诗，而有其古诗。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，弗取也。’愚按，谓子昂以唐人古诗而为汉魏古诗弗取，犹当；谓唐人古诗非汉魏古诗而皆弗取，则非。（汉、魏、李、杜，各极其至。见李杜总论。）观其所选唐人五言古仅十四首，而亦非汉魏之诗，是以唐人古诗皆非汉魏古诗弗取耳。曰：‘七言古，太白纵横，往往强弩之末。’太白光焰万丈，古今慑伏，不知于鳞视为何物。曰：‘五言律、排律，诸家概多佳句。’曰‘多佳句’，则无佳篇可知。不太罔耶？曰：‘七言律体，诸家所难。王维、李颀，颇臻其妙。’予意嘉州未可少也。”“予尝谓：学诗者当取古人所长，济己之短，乃为善学。（见前卷。）于鳞谓 ‘唐无五言古诗’、‘太白七言古，往往强弩之末’，此虽意见有偏，亦是己不能骋而忌人之骋耳。观其所选唐人五、七言古，是岂足以知唐人，又岂足以知李、杜哉？”又卷三六：“李于鳞《唐诗选》，较《诗删》所录益少，中复有《诗删》所无者。其去取之意，亦不可晓。元美、元成既尝论之，而敬美之序，亦寓诋讽。如太白五言古，止录 ‘长安一片月’、‘子房未虎啸’二篇；七言古，止录‘黄云城边’、‘木兰之枻’二篇，若以此法选李，是欲扰龙而缚虎也。初唐五言律，沈宋为正宗，今止录二篇，而沈不录。张燕公五、七言律各三篇，可无录也。其它谬戾颇多，不能一一致辩。今初学但以于鳞所选，辄尊信之，实以于鳞名高一代，要亦未睹诸家全集耳。胡元瑞云：‘于鳞选唐诗，与己作略无交涉。’英雄欺人，不当至是。”“尝与黄介子伯仲言于鳞选唐诗似未睹诸家全集，介子伯仲曰：‘向观于鳞《诗选》所录，不出《品汇》。如《品汇》五言古以崔颢为‘羽翼’，故次韦柳‘名家’之后。七言古，张若虚、卫万无世次可考，故次‘余响’之后；骆宾王以歌行长篇，故又次张、卫之后。今于鳞既无分别，而次序亦如之，是可证也。’予因而考之，信然。”“予尝谓：选诗者须以李选李，以杜选杜，至于高、岑、王、孟，莫不皆然。若以己意选诗，则失所长矣。故诸家选诗者多任己意，不足凭据。若于鳞《诗选》，又与己作略无交涉，良可怪也。”“于鳞《诗选》，其害甚于中郎、伯敬。盖中郎、伯敬尚偏奇、黜雅正，一时后进虽为所惑，后世苟能反正，其惑易除。于鳞似宗雅正，而实多谬戾，学者苟不睹诸家全集，不免终为所误耳。孔子恶似而非，予于于鳞亦云。”心斋居士《而庵诗话跋》：“明人选唐诗为世所通行者：一曰李于鳞《唐诗选》，一曰钟、谭《诗归》。二者廊庙山林，未免偏有所重。偏有所重，则必偏有所废矣。毋惑乎后人纷纷聚讼也。今而庵说唐诗则不唯其文而唯其体，又为选家辟一蹊径。观其《诗话》所云，盖胸中确有所见，非徒为大言以欺世者，读者当自得之也。心斋居士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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