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十一日（10月4日），张之洞（1837—1909）卒，年七十三。
公元1909年 八月
二十一日（10月4日），张之洞（1837—1909）卒，年七十三。
先是，之洞七月于病中选师友遗诗，为《思旧集》，手定《广雅堂诗稿》。至是病卒。陈宝琛《张文襄公墓志》：“为学兼师汉宋，去短取长，恶说经袭公羊、文字模六朝，谓为权诡乱俗。”《清史稿》本传：“爱才好客，名流文士争趋之。”《大清畿辅先哲传》卷七《名臣传七》：“之洞学兼汉宋，汉学师其翔实而遗其细碎，宋学师其笃谨而戒其空疏。初，受经学于吕贤基，受史学经济于韩超，受小学于刘书年，受古文学于朱琦。平生讲学最恶《公羊》，谓为乱臣贼子之资……最恶六朝文字，谓纤仄拗涩强凑无根坻，道丧文敝，莫甚于此。书法不谙笔势，假托包派，隶楷杂糅，习为诡异险怪，欺世乱俗，天下无宁宇矣。”“以文章道德主盟坛坫者数十年。五洲之士皆仰之为中华山斗。”佚名《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》：“始公以经生发闻，其风义有如毕（沅）、阮（元），而知虑通达、清廉不染，殆超过之，遂为数十年人望所归，后进之士，受其陶铸者普遍海内，方诸古人，何以加兹。”王树柟《张文襄公全集序》：“公幼负盛名，制行遵宋儒，而经史考订则一守汉儒家法。淹通群籍，尤慕杜君卿、马贵祪、顾亭林之为人，思之所学，见诸行事。自通籍后，主盟坛坫者数十年，屡典学试诸差，輶轩所届，建书院，广置书籍，谆谆示士子以为学门径，及四部应读之书，故人人皆务实学，文风为之一变。道、咸之际，海禁大开，国家多故，士大夫狃于所习，不知变计。而外人之轻我、侮我者，皆视为鱼肉，而刀俎之，罔所顾忌。公痛心疾首，乃考西人富强之本原，究其学术政体，毅然辟群议，创生迹，谋所以自强之策。于是变科举，普设学堂，并遣士子游学外邦，采取所长，以与士争与校。”端方《张文襄公诗集序》：“文襄功业轩天地，文章照四裔，岂其资诗以传者。顾其为诗情深而文明，忧深而意远，其忠勤恳挚、正君匡国之思，往往于诗见之。”民国丁巳上海集益书局本《张文襄诗集》小引：“南皮张文襄公，为清季风雅之宗，仰之者如泰山北斗。公扬历中外数十年，政事之暇以宏奖风流为己任，出书北阙，开府江南。论者谓合王新城、宋高邱为一人，而公之德业事功且犹过之，固不徒以高位耆年得海内望重已也。公生平论诗，尝以险僻相戒……故主为诗一从和平雅正为归。公之功业，虽不必藉诗以传，而披读公诗一过，觉有德之言，不啻布帛菽粟，一代风雅之正宗，诚非公莫属矣。”《续修四库全书提要》“广雅堂诗集八卷”：“古体如《铜鼓歌》、《送王壬秋归湘潭》……诸篇，皆登孟县之堂，入眉山之室。近体如《人日游草堂寺》、《济南杂诗》……诸作，在南北宋诸大老中，兼有安阳、半山、简斋、止斋、石湖之胜。之洞忠忱蹇蹇，勋业巍然，原不必以诗为重，而诗实空前绝后，足为晚清之冠。古今诗家用事切当者，前推东坡，后有亭林，之洞诗如《挽彭刚直》……其用事之精切，足以方驾坡公、亭林，非近世诗家所能及也。”陈衍《知稼轩诗序》：“张广雅论诗，扬苏斥黄，略谓黄吐语多槎牙，无平直，三反难晓，读之梗胸臆，如佩玉琼琚，舍车而行荆棘，又如佳茶，可啜而不可食；子瞻与齐名，则坦荡殊雕饰，受党祸为枉。亦可见大人先生之性情，乐广博而恶艰深；于山谷且然，况于东野、后山之伦乎?”陈衍《广雅堂骈体文笺注序》：“张广雅相国在近代达官中最为博洽，四部罔不探，而尤熟《资治通鉴》，诗、文、骈、散罔不作。余尝以为奏议第一，诗次之，骈体文次之。生平文字务博大昌明，不为奥衍偏涩，以号称高古，而用事尤以雅切见长。故往者为骈文寿李少荃相国，先使屠敬山大令属稿，二千言，广雅易其八九，存其一二，敬山骈文在近贤中不作第二人，想此篇刻在《结一宧集》中，风格视广雅为高，然广雅作光明俊伟，切当自己身分，非屠作所及，两文并存，可以方郑亚之改李义山《会昌一品制集序》、昌黎之改卢全《月蚀诗》矣。广雅文多长篇巨制……”朱士焕《跋》：“鸿文震耀，风格既驾出两太史（按：陈迦陵、袁简斋）而上之。”《续修四库全书提要》：“之洞骈文熔经铸史，茹古涵今。”
二十一日（10月4日），张之洞（1837—1909）卒，年七十三。
先是，之洞七月于病中选师友遗诗，为《思旧集》，手定《广雅堂诗稿》。至是病卒。陈宝琛《张文襄公墓志》：“为学兼师汉宋，去短取长，恶说经袭公羊、文字模六朝，谓为权诡乱俗。”《清史稿》本传：“爱才好客，名流文士争趋之。”《大清畿辅先哲传》卷七《名臣传七》：“之洞学兼汉宋，汉学师其翔实而遗其细碎，宋学师其笃谨而戒其空疏。初，受经学于吕贤基，受史学经济于韩超，受小学于刘书年，受古文学于朱琦。平生讲学最恶《公羊》，谓为乱臣贼子之资……最恶六朝文字，谓纤仄拗涩强凑无根坻，道丧文敝，莫甚于此。书法不谙笔势，假托包派，隶楷杂糅，习为诡异险怪，欺世乱俗，天下无宁宇矣。”“以文章道德主盟坛坫者数十年。五洲之士皆仰之为中华山斗。”佚名《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》：“始公以经生发闻，其风义有如毕（沅）、阮（元），而知虑通达、清廉不染，殆超过之，遂为数十年人望所归，后进之士，受其陶铸者普遍海内，方诸古人，何以加兹。”王树柟《张文襄公全集序》：“公幼负盛名，制行遵宋儒，而经史考订则一守汉儒家法。淹通群籍，尤慕杜君卿、马贵祪、顾亭林之为人，思之所学，见诸行事。自通籍后，主盟坛坫者数十年，屡典学试诸差，輶轩所届，建书院，广置书籍，谆谆示士子以为学门径，及四部应读之书，故人人皆务实学，文风为之一变。道、咸之际，海禁大开，国家多故，士大夫狃于所习，不知变计。而外人之轻我、侮我者，皆视为鱼肉，而刀俎之，罔所顾忌。公痛心疾首，乃考西人富强之本原，究其学术政体，毅然辟群议，创生迹，谋所以自强之策。于是变科举，普设学堂，并遣士子游学外邦，采取所长，以与士争与校。”端方《张文襄公诗集序》：“文襄功业轩天地，文章照四裔，岂其资诗以传者。顾其为诗情深而文明，忧深而意远，其忠勤恳挚、正君匡国之思，往往于诗见之。”民国丁巳上海集益书局本《张文襄诗集》小引：“南皮张文襄公，为清季风雅之宗，仰之者如泰山北斗。公扬历中外数十年，政事之暇以宏奖风流为己任，出书北阙，开府江南。论者谓合王新城、宋高邱为一人，而公之德业事功且犹过之，固不徒以高位耆年得海内望重已也。公生平论诗，尝以险僻相戒……故主为诗一从和平雅正为归。公之功业，虽不必藉诗以传，而披读公诗一过，觉有德之言，不啻布帛菽粟，一代风雅之正宗，诚非公莫属矣。”《续修四库全书提要》“广雅堂诗集八卷”：“古体如《铜鼓歌》、《送王壬秋归湘潭》……诸篇，皆登孟县之堂，入眉山之室。近体如《人日游草堂寺》、《济南杂诗》……诸作，在南北宋诸大老中，兼有安阳、半山、简斋、止斋、石湖之胜。之洞忠忱蹇蹇，勋业巍然，原不必以诗为重，而诗实空前绝后，足为晚清之冠。古今诗家用事切当者，前推东坡，后有亭林，之洞诗如《挽彭刚直》……其用事之精切，足以方驾坡公、亭林，非近世诗家所能及也。”陈衍《知稼轩诗序》：“张广雅论诗，扬苏斥黄，略谓黄吐语多槎牙，无平直，三反难晓，读之梗胸臆，如佩玉琼琚，舍车而行荆棘，又如佳茶，可啜而不可食；子瞻与齐名，则坦荡殊雕饰，受党祸为枉。亦可见大人先生之性情，乐广博而恶艰深；于山谷且然，况于东野、后山之伦乎?”陈衍《广雅堂骈体文笺注序》：“张广雅相国在近代达官中最为博洽，四部罔不探，而尤熟《资治通鉴》，诗、文、骈、散罔不作。余尝以为奏议第一，诗次之，骈体文次之。生平文字务博大昌明，不为奥衍偏涩，以号称高古，而用事尤以雅切见长。故往者为骈文寿李少荃相国，先使屠敬山大令属稿，二千言，广雅易其八九，存其一二，敬山骈文在近贤中不作第二人，想此篇刻在《结一宧集》中，风格视广雅为高，然广雅作光明俊伟，切当自己身分，非屠作所及，两文并存，可以方郑亚之改李义山《会昌一品制集序》、昌黎之改卢全《月蚀诗》矣。广雅文多长篇巨制……”朱士焕《跋》：“鸿文震耀，风格既驾出两太史（按：陈迦陵、袁简斋）而上之。”《续修四库全书提要》：“之洞骈文熔经铸史，茹古涵今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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