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先谦七十生辰，瞿鸿禨等以文诗寿之。
公元1911年 七月
王先谦七十生辰，瞿鸿禨等以文诗寿之。
《王先谦自定年谱》：“七月，余七十岁生辰……以文诗为寿者，义不可辞。谨备录之，用志友朋厚谊。……署湖南提学使李宝淦序云：‘夫世运之剥复，视乎人才之消长。道咸以来，祸变相乘，干戈戎狄，患气遍于海宇。赖圣天子振德育才，得贤人魁杰数十公，拨乱而反之正。而巨儒硕学，仍得以抱残守阙，优游弦诵，绍微言之坠绪，发思古之幽情，毅然以斯文之寄为己任，则我夫子葵园先生洵无憾焉。'”按：入民国，先谦以闭门著书为务，卒于民国六年，年七十六。叶德辉《葵园四种跋》：“长沙王阁学葵园太夫子，一代儒宗……公昔在湘，与湘绮先生有二王之目，身后之名，乃远出湘绮上。世之慕公者，咸以不得读公遗书为恨。知公学问文章，其感人之深，过于湘绮，固自有其本末也。”陈毅《虚受堂文集序》：“昔姚惜抱以理学名儒，类纂古文辞，主张后进，海内翕然，奉为圭臬。粤寇之乱，厥学浸微。吾师长沙祭酒，惄焉而忧，以学术之盛衰，引为有心世道君子之责。于是裒采乾、嘉、道、咸诸名人集，按类编次，续姚之书，而所自为各体古文，一以姚氏宗旨为归，而进求合乎先儒义理之学。先生固不欲以文名，而文必如先生，乃可谓独精者。先生之言曰：‘乾嘉巨儒，立汉学之名，低宋儒言义理为不足述。独惜抱以义理、考据、词章三者不可一阙。义理为干，而后文有所附，考据有所归。故其为文，原流兼赅，粹然一出于醇雅。’夫先生于经、史、诸子、国朝掌故，皆尝钩稽参订，著有成书。固非不能以考据名世，而必若世之儢离傋霿、袭取宋学为高者，然而其扬榷惜抱立言如此，则先生之自任斯文，实重且远，而所以探讨义理、发之于古文辞者，皆吾党小子所得而略言之矣。”苏舆《虚受堂文集序》：“国朝桐城姚惜抱氏，为义理、考据、词章合一之说，借以融洽汉、宋门户，定文章之趣向。吾以谓考据以博古，义理以明道，此非姚氏之私言，即昌黎所自期，与其教人为文之旨，端在于是。然姚氏之文，沉潜古籍，于义理、考据为能兼综其全，故虽取法唐、宋，而能拔出一代。彼世之号为桐城派者，吾惑焉。……吾师葵园祭酒曩曾赓续桐城，纂次各家，固亦循唐、宋之轨辙。而其为文醇懿槃郁，独追古初，奄有众家之长，遏而积之，挹秦汉之精，而不掩其疏达之气，可谓极天下之智勇、祛文家之偏畸者。盖先生上自周、秦、两汉之书，下逮近代掌故之录，罔不纂述成书。既世之所推考据家，复以余事发为文章，根氐往籍，抽析新理，灿成统纪，各还分职，敛焉而弥闳，挹之而愈不尽。又其卫道爱国之诚，缱绻方寸，时见于意言之表，真有合于昌黎所云者。若其考核详密，源流毕赅，遣字积句，较量铢黍，视姚氏以下殆或过之已。”苏舆《虚受堂诗集序》：“吾师精研古学，著述登闳。自其少作诗，沧凉沉郁。中年宦游以来，乃更神明变化，奄有众美。而于身世之感，君国之大，学问之所系，伦纪之所关，指事切情，展卷如亲如先生者，固不仅以诗名。即其成就卓如，足以遐挹曩贤，俯式颓俗。视彼专家，抑何多让！……于少陵、东坡诸作，尤能暗诵无遗，即先生所得可知矣。”叶德辉《后序》：“余不喜言诗，而每闻先生论诗大旨，不主性灵，亦不主典实，欲以杜、苏、陆三家融冶一炉，而自成一子。于三家集中诗，十九可以背诵，无一句遗忘，则知其所得深矣。同时与湘绮先生并称二王，然湘绮摹拟六朝，耳目手足皆非己物，先生颇讽之。余亦附和先生，不韪湘绮也。大抵诗无论汉、魏、六朝、唐、宋，一朝有一朝之风气，一人有一人之本色，即以《三百篇》论，风、雅、颂体各不同，各国之风，亦自殊异。必悬一律，不许人轻犯，岂古人言志之义哉? 先生诗与湘绮异辙，而自有先生之真。今捐宾客已六七年，海内求其遗书，悬重金以待。若其诗文集，称者甚稀，则知世间无真知书者也。先生诗，削肤存液，刻核新深。得杜之神，运苏之气，含陆之吐，置之国朝集中，挺然拔秀，未有与之相似者也。世有诵先生诗者，必以余为知诗之甘苦矣，奚足为先生诗增重耶！”陈毅《先师长沙祭酒王先生墓表》：“自圣祖仁皇帝用学术齐一海内，东南文物，彬彬称极盛。于时吾乡不少魁奇卓绝之士，徒以湖外声气阻隔，无师说授受业，卒不显。及曾文正公以儒臣发湘中，子弟兵定大难，解甲偃武，进耆硕讲肄，拓局行省，镂经籍，湘人士始蔚起，得出而周旋乎当世。文正于学，经礼为邃，顾发摅其事业，未逞著述，第传其古文。其前船山王先生，在国初最号老师，说者已议其经卑疏，不及其论《通鉴》之精。文正同时有邵阳魏默深氏、新化邹叔绩氏，皆以朴学闻于世，然邹精而不博，魏博矣，其所为《诗书古微》，辨甚，亦非经师义法也。而二氏者，又皆在下位，徒不繁。于是先生以名卿大夫，起而振其衰，其诸斯文存亡绝续之交乎。”
王先谦七十生辰，瞿鸿禨等以文诗寿之。
《王先谦自定年谱》：“七月，余七十岁生辰……以文诗为寿者，义不可辞。谨备录之，用志友朋厚谊。……署湖南提学使李宝淦序云：‘夫世运之剥复，视乎人才之消长。道咸以来，祸变相乘，干戈戎狄，患气遍于海宇。赖圣天子振德育才，得贤人魁杰数十公，拨乱而反之正。而巨儒硕学，仍得以抱残守阙，优游弦诵，绍微言之坠绪，发思古之幽情，毅然以斯文之寄为己任，则我夫子葵园先生洵无憾焉。'”按：入民国，先谦以闭门著书为务，卒于民国六年，年七十六。叶德辉《葵园四种跋》：“长沙王阁学葵园太夫子，一代儒宗……公昔在湘，与湘绮先生有二王之目，身后之名，乃远出湘绮上。世之慕公者，咸以不得读公遗书为恨。知公学问文章，其感人之深，过于湘绮，固自有其本末也。”陈毅《虚受堂文集序》：“昔姚惜抱以理学名儒，类纂古文辞，主张后进，海内翕然，奉为圭臬。粤寇之乱，厥学浸微。吾师长沙祭酒，惄焉而忧，以学术之盛衰，引为有心世道君子之责。于是裒采乾、嘉、道、咸诸名人集，按类编次，续姚之书，而所自为各体古文，一以姚氏宗旨为归，而进求合乎先儒义理之学。先生固不欲以文名，而文必如先生，乃可谓独精者。先生之言曰：‘乾嘉巨儒，立汉学之名，低宋儒言义理为不足述。独惜抱以义理、考据、词章三者不可一阙。义理为干，而后文有所附，考据有所归。故其为文，原流兼赅，粹然一出于醇雅。’夫先生于经、史、诸子、国朝掌故，皆尝钩稽参订，著有成书。固非不能以考据名世，而必若世之儢离傋霿、袭取宋学为高者，然而其扬榷惜抱立言如此，则先生之自任斯文，实重且远，而所以探讨义理、发之于古文辞者，皆吾党小子所得而略言之矣。”苏舆《虚受堂文集序》：“国朝桐城姚惜抱氏，为义理、考据、词章合一之说，借以融洽汉、宋门户，定文章之趣向。吾以谓考据以博古，义理以明道，此非姚氏之私言，即昌黎所自期，与其教人为文之旨，端在于是。然姚氏之文，沉潜古籍，于义理、考据为能兼综其全，故虽取法唐、宋，而能拔出一代。彼世之号为桐城派者，吾惑焉。……吾师葵园祭酒曩曾赓续桐城，纂次各家，固亦循唐、宋之轨辙。而其为文醇懿槃郁，独追古初，奄有众家之长，遏而积之，挹秦汉之精，而不掩其疏达之气，可谓极天下之智勇、祛文家之偏畸者。盖先生上自周、秦、两汉之书，下逮近代掌故之录，罔不纂述成书。既世之所推考据家，复以余事发为文章，根氐往籍，抽析新理，灿成统纪，各还分职，敛焉而弥闳，挹之而愈不尽。又其卫道爱国之诚，缱绻方寸，时见于意言之表，真有合于昌黎所云者。若其考核详密，源流毕赅，遣字积句，较量铢黍，视姚氏以下殆或过之已。”苏舆《虚受堂诗集序》：“吾师精研古学，著述登闳。自其少作诗，沧凉沉郁。中年宦游以来，乃更神明变化，奄有众美。而于身世之感，君国之大，学问之所系，伦纪之所关，指事切情，展卷如亲如先生者，固不仅以诗名。即其成就卓如，足以遐挹曩贤，俯式颓俗。视彼专家，抑何多让！……于少陵、东坡诸作，尤能暗诵无遗，即先生所得可知矣。”叶德辉《后序》：“余不喜言诗，而每闻先生论诗大旨，不主性灵，亦不主典实，欲以杜、苏、陆三家融冶一炉，而自成一子。于三家集中诗，十九可以背诵，无一句遗忘，则知其所得深矣。同时与湘绮先生并称二王，然湘绮摹拟六朝，耳目手足皆非己物，先生颇讽之。余亦附和先生，不韪湘绮也。大抵诗无论汉、魏、六朝、唐、宋，一朝有一朝之风气，一人有一人之本色，即以《三百篇》论，风、雅、颂体各不同，各国之风，亦自殊异。必悬一律，不许人轻犯，岂古人言志之义哉? 先生诗与湘绮异辙，而自有先生之真。今捐宾客已六七年，海内求其遗书，悬重金以待。若其诗文集，称者甚稀，则知世间无真知书者也。先生诗，削肤存液，刻核新深。得杜之神，运苏之气，含陆之吐，置之国朝集中，挺然拔秀，未有与之相似者也。世有诵先生诗者，必以余为知诗之甘苦矣，奚足为先生诗增重耶！”陈毅《先师长沙祭酒王先生墓表》：“自圣祖仁皇帝用学术齐一海内，东南文物，彬彬称极盛。于时吾乡不少魁奇卓绝之士，徒以湖外声气阻隔，无师说授受业，卒不显。及曾文正公以儒臣发湘中，子弟兵定大难，解甲偃武，进耆硕讲肄，拓局行省，镂经籍，湘人士始蔚起，得出而周旋乎当世。文正于学，经礼为邃，顾发摅其事业，未逞著述，第传其古文。其前船山王先生，在国初最号老师，说者已议其经卑疏，不及其论《通鉴》之精。文正同时有邵阳魏默深氏、新化邹叔绩氏，皆以朴学闻于世，然邹精而不博，魏博矣，其所为《诗书古微》，辨甚，亦非经师义法也。而二氏者，又皆在下位，徒不繁。于是先生以名卿大夫，起而振其衰，其诸斯文存亡绝续之交乎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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