尉缭生于本年或稍前。
公元-370年 月份不详
尉缭生于本年或稍前。
梁惠王时尉缭，除《尉缭子》中有其与梁惠王对话外，史料再无其事迹记载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杂家”类著录“《尉缭子》二十九篇”。自注：“六国时。”颜师古注：“尉，姓，缭，名也。音了，又音聊。刘向《别录》云‘缭为商君学。’”班固与颜师古均肯定此《尉缭子》为战国时尉缭所作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兵形势家”类又著录“《尉缭子》三十一篇”。后《隋书·经籍志》在“杂家”著录“《尉缭子》五卷”，并云“梁惠王时人”。《隋书》无“兵家”《尉缭子》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“杂家”类著录六卷。唐《群书治要》有《尉缭子》四篇，盖为选本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有“兵书”《尉缭子》而无“杂家”《尉缭子》。但“兵书”《五经七书》有二十四篇本《尉缭子》。后代一般以为《尉缭子》为伪书。纪昀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详论之。但梁玉绳《瞥记》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“杂家”《尉缭》列于《尸子》之前，“兵家”《尉缭》列于《魏公子》之前，肯定了尉缭为不同时代两人。以《尉缭子》所提供线索、结合刘向之说，可大体推测其生年。《尉缭子》首篇即为尉缭与梁惠王问答。其中引证历史人物、事件，上至黄帝、尧、舜，下至吴起，但未及孙膑、卫鞅。其原因或为此二人先后迫使魏迁都，使魏元气大伤。即孙膑在前353年“桂陵之战”、前342年“马陵之战”中，两次指挥齐军大胜魏军。前340年卫鞅用计擒魏公子卬，大败魏军。梁惠王悔未早杀卫鞅，故尉缭不便引证。如此，则尉缭与梁惠王对话，应在前340年后，此时尉缭年岁应不下三十。上推其生年，应在前370年或前。另外《尉缭子》曾两次引用孟子语，表明其生稍后于孟子。颜师古以为尉为姓，缭为人名。崔适《史记探源》卷三《秦始皇帝本纪第六》加“按”语以为：“此以官代姓，犹伊尹、吕尚以官代名也。”钱穆《先秦诸子系年·尉缭辨》云：“则所谓尉缭者，尉乃其官名，如丞相琯，御史大夫劫，廷尉斯之例，而逸其姓也。”以为尉为官名，缭为人名，而姓已失。宋代施子美云尉缭为齐人，生战国之际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兵家”类着录“《尉缭》三十一篇”，未注明作者。“杂家”类著录“《尉缭》二十九篇”。自注：“六国时。”表明班固已对二书作者不明。钱穆《先秦诸子系年·尉缭辨》云：“若是，则秦有尉缭，岂得魏亦有尉缭，而秦之尉缭，又系魏之大梁人? 以此言之，知非二人矣。《汉志》如《齐孙子》《吴孙子》，所以别同名之嫌。若尉缭系两人则亦应书秦尉缭梁尉缭也。且缭之说秦，与《秦策》顿弱之言同。其称秦王居约易出人下，得志亦轻食人，事类范蠡。窃疑《史记》载缭事已不足尽信，书又称梁惠王问，则出依托。”书中第一篇《天官》即为尉缭答梁惠王问，且自首篇至未篇，不断有“臣闻”、“臣谓”、“臣以为”、“听臣之言”、“用臣之术”等措辞，则其书非伪。或后人又有所改动。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与《孙子兵法》、《孙膑兵法》等兵书同时出土，有竹书残简六篇与今本《尉缭子》同。另外，银雀山竹简涉及古代土地制度的《田法》，开篇一段同于《尉缭子·兵谈》，《兵令》同于《尉缭子·兵令》。因这些竹简字体在隶书中又有明显篆书风格，同时不避汉初皇帝“邦”（高祖刘邦）、“盈”（惠帝刘盈）、“恒”（文帝刘恒）、“启”（景帝刘启）、“彻”（武帝刘彻）名讳，“可能是高祖末年或晚至惠帝和吕后时代抄写的”。（唐兰《马王堆出土＜老子＞乙卷本前古佚书的研究》，《考古学报》1975年第1期）李学勤在为孙开泰《吴起传》所作《序》云：“临沂银雀山竹简里又有兵书《尉缭子》，和今本相对照，多有异同。细加考察，得知今本《尉缭子》不类古书，是该书传授者以当时通行文体加以改易的结果。”在《银雀山简＜田法＞讲疏》中他还这样肯定说：“看来《尉缭子》不可能出自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所说大梁人尉缭之手。”（《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》第1辑）何法周《＜尉缭子＞初探》云：“银雀山汉墓，已断定为西汉前期武帝初年的墓葬。那么，出土的《尉缭子》等兵书竹简的书写年代，则还应更早。”“远在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成书之前，《尉缭子》一书就早已存在，并广泛流传，深有影响；它在后来的长期流传过程中，篇章虽可能有所散失，文字虽可能有所增删修改，但它是先秦古籍无疑。《汉书》附注中关于‘六国时’着作的说法是可靠的；伪作之说不攻自破。”（《文物》1977年第2期）先秦诸子成书一般为其后学所编，《尉缭子》当也不例外。另外，史书中对尉缭在魏职掌未做具体说明，或许魏当时也有像后来秦“国尉”那样职责官职，而尉缭正好任此官职，其对职责范围内之事亦当熟悉。由“国尉”职事来判定今本《尉缭子》中一些作品为秦尉缭所作，似欠不妥。但先秦古籍，相混杂者不少，今本《尉缭子》杂人后人作品也是当然。今本《尉缭子》中有梁惠王时尉缭之作，但其第十三篇至二十二篇多言军令军制，似属国尉职掌，有可能出自秦尉缭之手。前后尉缭相去百年左右，后人在编纂时有可能将二人作品杂而编之，故出现今本情况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诸子》云：“尸佼、尉缭，术通而文钝。”但《尉缭子》有些地方写得很有文采。如《战威》：“地所以养民也，城所以守地也，战所以守城也。故务耕者民年饥，务守者地不危，务战者城不围：三者先王之本务。本务者兵最急，故先王专于兵。有五焉：委积不多则士不行，赏禄不厚则民不劝，武士不选则众不强，器用不备则力不壮，刑罚不中则众不畏。务此五者，静能守其所固，动能成其所欲。”语气流畅，逻辑严密，环环相扣，颇有气势。
尉缭生于本年或稍前。
梁惠王时尉缭，除《尉缭子》中有其与梁惠王对话外，史料再无其事迹记载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杂家”类著录“《尉缭子》二十九篇”。自注：“六国时。”颜师古注：“尉，姓，缭，名也。音了，又音聊。刘向《别录》云‘缭为商君学。’”班固与颜师古均肯定此《尉缭子》为战国时尉缭所作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兵形势家”类又著录“《尉缭子》三十一篇”。后《隋书·经籍志》在“杂家”著录“《尉缭子》五卷”，并云“梁惠王时人”。《隋书》无“兵家”《尉缭子》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“杂家”类著录六卷。唐《群书治要》有《尉缭子》四篇，盖为选本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有“兵书”《尉缭子》而无“杂家”《尉缭子》。但“兵书”《五经七书》有二十四篇本《尉缭子》。后代一般以为《尉缭子》为伪书。纪昀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详论之。但梁玉绳《瞥记》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“杂家”《尉缭》列于《尸子》之前，“兵家”《尉缭》列于《魏公子》之前，肯定了尉缭为不同时代两人。以《尉缭子》所提供线索、结合刘向之说，可大体推测其生年。《尉缭子》首篇即为尉缭与梁惠王问答。其中引证历史人物、事件，上至黄帝、尧、舜，下至吴起，但未及孙膑、卫鞅。其原因或为此二人先后迫使魏迁都，使魏元气大伤。即孙膑在前353年“桂陵之战”、前342年“马陵之战”中，两次指挥齐军大胜魏军。前340年卫鞅用计擒魏公子卬，大败魏军。梁惠王悔未早杀卫鞅，故尉缭不便引证。如此，则尉缭与梁惠王对话，应在前340年后，此时尉缭年岁应不下三十。上推其生年，应在前370年或前。另外《尉缭子》曾两次引用孟子语，表明其生稍后于孟子。颜师古以为尉为姓，缭为人名。崔适《史记探源》卷三《秦始皇帝本纪第六》加“按”语以为：“此以官代姓，犹伊尹、吕尚以官代名也。”钱穆《先秦诸子系年·尉缭辨》云：“则所谓尉缭者，尉乃其官名，如丞相琯，御史大夫劫，廷尉斯之例，而逸其姓也。”以为尉为官名，缭为人名，而姓已失。宋代施子美云尉缭为齐人，生战国之际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兵家”类着录“《尉缭》三十一篇”，未注明作者。“杂家”类著录“《尉缭》二十九篇”。自注：“六国时。”表明班固已对二书作者不明。钱穆《先秦诸子系年·尉缭辨》云：“若是，则秦有尉缭，岂得魏亦有尉缭，而秦之尉缭，又系魏之大梁人? 以此言之，知非二人矣。《汉志》如《齐孙子》《吴孙子》，所以别同名之嫌。若尉缭系两人则亦应书秦尉缭梁尉缭也。且缭之说秦，与《秦策》顿弱之言同。其称秦王居约易出人下，得志亦轻食人，事类范蠡。窃疑《史记》载缭事已不足尽信，书又称梁惠王问，则出依托。”书中第一篇《天官》即为尉缭答梁惠王问，且自首篇至未篇，不断有“臣闻”、“臣谓”、“臣以为”、“听臣之言”、“用臣之术”等措辞，则其书非伪。或后人又有所改动。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与《孙子兵法》、《孙膑兵法》等兵书同时出土，有竹书残简六篇与今本《尉缭子》同。另外，银雀山竹简涉及古代土地制度的《田法》，开篇一段同于《尉缭子·兵谈》，《兵令》同于《尉缭子·兵令》。因这些竹简字体在隶书中又有明显篆书风格，同时不避汉初皇帝“邦”（高祖刘邦）、“盈”（惠帝刘盈）、“恒”（文帝刘恒）、“启”（景帝刘启）、“彻”（武帝刘彻）名讳，“可能是高祖末年或晚至惠帝和吕后时代抄写的”。（唐兰《马王堆出土＜老子＞乙卷本前古佚书的研究》，《考古学报》1975年第1期）李学勤在为孙开泰《吴起传》所作《序》云：“临沂银雀山竹简里又有兵书《尉缭子》，和今本相对照，多有异同。细加考察，得知今本《尉缭子》不类古书，是该书传授者以当时通行文体加以改易的结果。”在《银雀山简＜田法＞讲疏》中他还这样肯定说：“看来《尉缭子》不可能出自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所说大梁人尉缭之手。”（《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》第1辑）何法周《＜尉缭子＞初探》云：“银雀山汉墓，已断定为西汉前期武帝初年的墓葬。那么，出土的《尉缭子》等兵书竹简的书写年代，则还应更早。”“远在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成书之前，《尉缭子》一书就早已存在，并广泛流传，深有影响；它在后来的长期流传过程中，篇章虽可能有所散失，文字虽可能有所增删修改，但它是先秦古籍无疑。《汉书》附注中关于‘六国时’着作的说法是可靠的；伪作之说不攻自破。”（《文物》1977年第2期）先秦诸子成书一般为其后学所编，《尉缭子》当也不例外。另外，史书中对尉缭在魏职掌未做具体说明，或许魏当时也有像后来秦“国尉”那样职责官职，而尉缭正好任此官职，其对职责范围内之事亦当熟悉。由“国尉”职事来判定今本《尉缭子》中一些作品为秦尉缭所作，似欠不妥。但先秦古籍，相混杂者不少，今本《尉缭子》杂人后人作品也是当然。今本《尉缭子》中有梁惠王时尉缭之作，但其第十三篇至二十二篇多言军令军制，似属国尉职掌，有可能出自秦尉缭之手。前后尉缭相去百年左右，后人在编纂时有可能将二人作品杂而编之，故出现今本情况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诸子》云：“尸佼、尉缭，术通而文钝。”但《尉缭子》有些地方写得很有文采。如《战威》：“地所以养民也，城所以守地也，战所以守城也。故务耕者民年饥，务守者地不危，务战者城不围：三者先王之本务。本务者兵最急，故先王专于兵。有五焉：委积不多则士不行，赏禄不厚则民不劝，武士不选则众不强，器用不备则力不壮，刑罚不中则众不畏。务此五者，静能守其所固，动能成其所欲。”语气流畅，逻辑严密，环环相扣，颇有气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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