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说苑·建本》说周召公“见正而冠”。
公元-334年 月份不详
《说苑·建本》说周召公“见正而冠”。
《韩诗外传》卷七云：“十九见志，请宾冠之，足以成其德。”则“正”即“志”也。指出古人冠礼时两个主要宗旨：一是“见志”，一是“成德”。《橘颂》中这两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。对照《议礼·士冠礼》记先秦时士冠礼始加冕的八段各种祝辞，《橘颂》有六个方面值得注意：第一，《橘颂》在《九章》中为惟一的四言之作，最为特殊。而且“这里找不出任何悲愤的情绪”（郭沫若《屈原研究》），不少学者据此断之为屈原青少年时代的作品。第二，士冠礼意味着从此要承担社会的责任，标志着脱离父母监护下的生活而从事社会活动的开始。也就是说，以后将独立地步人人生。所以士冠辞中讲到“敬尔威仪，顺尔成德”、“以成厥德”。《橘颂》一诗也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。显然，这是诗人在举行冠礼之后所抒怀抱之作。第三，古之冠辞亦称为“颂”。《孔子家语·冠颂》云：“明年夏六月，既葬（按，指葬武王），冠成王而朝于祖，以见诸侯，以为君也。周公命祝雍作颂，曰：‘祝王达而未多。’祝雍辞曰：‘使王近于民，远于年，音于时，惠于财，亲贤而任能。’其颂曰：‘令月吉日，王始加元服。……’”这样看来，《仪礼》中的《冠辞》，也可以称之为《冠颂》。屈原的《橘颂》借物写志，不是宾祝的祝颂辞，但却是仿士冠颂而作，故亦称之为“颂”。这是《橘颂》的题目同《儿章》中其他八篇完全不同而名之为“颂”的原因。第四，《橘颂》开头云：“后皇嘉树，橘徕服兮。受命不迁，生南国兮。”表现出一种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”及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的味道。钱澄之《屈诂》注“受命不迁”等句云：“受命不迁，得之天也；深固难徙，存乎志也。惟有志乃能承天。”《橘颂》所包含的这层意思同《仪礼》所录冠辞中“受天之庆”、“承天之休”、“承天之祜”、“承天之庆，受福无疆”等的意思大体一致，而更表现出诗人的自信。第五，《仪礼》录《士冠辞》云：“弃尔幼志，顺尔成德。”《孔子家语》录《成王冠颂》中也有“去王幼志”之语。《橘颂》则云：“嗟尔幼志，有以异兮。”这不是语言上的偶然巧合。所谓“幼志”，在当时是有固定的意义的，乃指未成年时的种种愿望。《士冠辞》指出“弃尔幼志”，意思是自此已为成人，应树立大志。而屈原说“嗟尔幼志，有以异兮”，是因而进之，来表现自己从小已树立为国效力的大志。这一句虽然表现了全新的思想，也反映了屈原继承中的创造性，但显然是来于冠辞的成句。这是《橘颂》作于诗人举行冠礼时的又一个可靠证据。第六，《橘颂》全诗的语言，也体现出因《士冠辞》而成文的痕迹。由以上六点可以肯定，《橘颂》是屈原举行冠礼时明志之作（参赵逵夫《论＜橘颂＞的创作时间》，《文史知识》1996年第1期）。
《说苑·建本》说周召公“见正而冠”。
《韩诗外传》卷七云：“十九见志，请宾冠之，足以成其德。”则“正”即“志”也。指出古人冠礼时两个主要宗旨：一是“见志”，一是“成德”。《橘颂》中这两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。对照《议礼·士冠礼》记先秦时士冠礼始加冕的八段各种祝辞，《橘颂》有六个方面值得注意：第一，《橘颂》在《九章》中为惟一的四言之作，最为特殊。而且“这里找不出任何悲愤的情绪”（郭沫若《屈原研究》），不少学者据此断之为屈原青少年时代的作品。第二，士冠礼意味着从此要承担社会的责任，标志着脱离父母监护下的生活而从事社会活动的开始。也就是说，以后将独立地步人人生。所以士冠辞中讲到“敬尔威仪，顺尔成德”、“以成厥德”。《橘颂》一诗也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。显然，这是诗人在举行冠礼之后所抒怀抱之作。第三，古之冠辞亦称为“颂”。《孔子家语·冠颂》云：“明年夏六月，既葬（按，指葬武王），冠成王而朝于祖，以见诸侯，以为君也。周公命祝雍作颂，曰：‘祝王达而未多。’祝雍辞曰：‘使王近于民，远于年，音于时，惠于财，亲贤而任能。’其颂曰：‘令月吉日，王始加元服。……’”这样看来，《仪礼》中的《冠辞》，也可以称之为《冠颂》。屈原的《橘颂》借物写志，不是宾祝的祝颂辞，但却是仿士冠颂而作，故亦称之为“颂”。这是《橘颂》的题目同《儿章》中其他八篇完全不同而名之为“颂”的原因。第四，《橘颂》开头云：“后皇嘉树，橘徕服兮。受命不迁，生南国兮。”表现出一种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”及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的味道。钱澄之《屈诂》注“受命不迁”等句云：“受命不迁，得之天也；深固难徙，存乎志也。惟有志乃能承天。”《橘颂》所包含的这层意思同《仪礼》所录冠辞中“受天之庆”、“承天之休”、“承天之祜”、“承天之庆，受福无疆”等的意思大体一致，而更表现出诗人的自信。第五，《仪礼》录《士冠辞》云：“弃尔幼志，顺尔成德。”《孔子家语》录《成王冠颂》中也有“去王幼志”之语。《橘颂》则云：“嗟尔幼志，有以异兮。”这不是语言上的偶然巧合。所谓“幼志”，在当时是有固定的意义的，乃指未成年时的种种愿望。《士冠辞》指出“弃尔幼志”，意思是自此已为成人，应树立大志。而屈原说“嗟尔幼志，有以异兮”，是因而进之，来表现自己从小已树立为国效力的大志。这一句虽然表现了全新的思想，也反映了屈原继承中的创造性，但显然是来于冠辞的成句。这是《橘颂》作于诗人举行冠礼时的又一个可靠证据。第六，《橘颂》全诗的语言，也体现出因《士冠辞》而成文的痕迹。由以上六点可以肯定，《橘颂》是屈原举行冠礼时明志之作（参赵逵夫《论＜橘颂＞的创作时间》，《文史知识》1996年第1期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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