告归之际，陆游应韩侂胄之请，为作《阅古泉记》。
公元1203年 四月
告归之际，陆游应韩侂胄之请，为作《阅古泉记》。
《宋史》陆游本传：“晚年再出，为韩侂胄撰《南园》、《阅古泉记》，见讥清议。朱熹尝言其能太高，迹太近，恐为有力者所牵挽，不得全其晚节，盖有先见之明焉。”又论曰：“陆游学广而望隆，晚为韩侂胄著堂记，君子惜之，抑《春秋》责贤者备也。”（按，陆游《南园记》未署作年，记中称韩侂胄为“少师平原郡王”，自署“中大夫直华文阁致仕赐紫金鱼袋”。考韩侂胄加少师、封平原郡王乃庆元五年九月事，陆游赐龟紫为庆元六年三月事，而嘉泰二年五月游已奉诏权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，十二月侂胄已加太师，故是记当作于庆元六年至嘉泰二年之间。）按，为韩侂胄作《南园记》、《阅古泉记》，关乎放翁晚年大节，是非之际，遂成聚讼。方回《桐江续集》卷二八《至节前一日》：“莼羹鲈脍鉴湖风，想象依稀老放翁。惜为平原多一出，诗名元已擅无穷。”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一八：“及韩氏用事，游既挂冠久矣，有幼子泽不逮，为侂胄作《南园记》，起为大蓬。”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甲编卷四：“晚年为韩平原作《南园记》，除从官。杨诚斋寄诗云：‘君居东浙我江西，镜里新添几缕丝。花落六回疏信息，月明千里两相思。不应李杜翻鲸海，更羡夔龙集凤池。道是樊川轻薄杀，犹将万户比千诗。’盖切磋之也。然《南园记》唯勉以忠献之事业，无谀辞。”叶绍翁《四朝闻见录》乙集：“公早求退，往来若耶、云门，留宾款洽，以觞咏自娱。官已阶中大夫，遂致其仕，誓不复出。韩侂胄固欲其出，落致仕，除次对，公勉为之出。韩喜陆附己，至出所爱四夫人擘阮琴起舞，索公为词，有‘飞上锦裀红绉’之语。又命公勺青衣泉，旁有唐开成道士题名，韩求陆记，记极精古。且以坐客皆不能尽一瓢，唯游尽勺，且谓挂冠复出，不唯有愧于斯泉，且有愧于开成道士云。先是慈福赐韩以南园，韩求记于公，公记云：‘天下知公之功，而不知公之志；知上之倚公，而不知公之自处。’公之自处与上之倚公，本自不侔，盖寓微词也。又云：‘游老，谢事山阴泽中，公以手书来日：“子为我作《南园记》。”岂取其无谀言，无侈辞，足以道公之志欤？”四库提要卷一六○“《渭南文集》”条：“《逸稿》二卷，为毛晋所补辑。史称游晚年再出，为韩侂胄撰《南园》、《阅古泉记》，见讥清议。今集中凡与侂胄启，皆讳其姓，但称曰丞相；亦不载此二记。唯叶绍翁《四朝闻见录》有其全文，晋为收入《逸稿》，盖非游之本志。然足见愧词曲笔，虽自刊除，而流传记载，有求其泯没而不得者，是亦足以为戒备矣。”又同上“《诚斋集》”条：“南宋诗集传于今者，唯万里及陆游最富。游晚年隳节，为韩侂胄作《南园记》，得除从官。万里寄诗规之，有‘不应李杜翻鲸海，更羡夔龙集凤池’句。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尝记其事。以诗品论，万里不及游之锻炼工细；以人品论，则万里倜乎远矣。”张元忭《绍兴府志》卷四十四《人物志》：“《宋史》谓其晚年为韩侂胄作《南园记》，见讥清议，余独谓不然。夫泉石品题，非有大关系也。以时宰求为一记，而必峻拒之，不已甚乎？顾其记所云何如耳。余于《西湖志》见此记而详味之，其以忠献有后为言，盖歆之以法祖也；又以许闲、归耕为公之志，盖讽之以知止也。游自以为无谀辞，无侈言，殆信然矣。是又何足为病哉？甚矣，议者之固也！”赵翼《瓯北诗话》卷十：“朱子尝言：放翁能太高，迹太近，恐为有力者所牵挽。《宋史》本传因之辄谓其不能全晚节，此论未免过刻。今按嘉泰二年放翁起修孝宗、光宗两朝实录，其时韩侂胄当国，自系其力。然放翁自严州任满东归后，里居十二三年，年已七十七八，祠禄秩满，亦不敢复请，是其绝意于进取可知。侂胄特以其名高而起用之，职在文字，不及他务；且借以报孝宗恩遇，原不必以不职为高。甫及一年，史事告成，即力辞还山，不稍留恋，则其进退绰绰，本无可议。即其为侂胄作《南园记》、《阅古泉记》，一则勉以先忠献之遗烈，一则讽其早退，此亦有何希荣附势、依傍门户之意？而论者辄借为口实以訾议之，真所谓小人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者也。”（自注：“今二记不载《文集》，仅于《逸稿》中见之。盖子遹刻放翁《文集》时，侂胄被诛未久；为世诟历，故有所忌讳，不敢刻入，未必放翁在时手自削去也。《诗集》中仍有《韩太傅生日》诗，并未删除。则知二记本在《文集》中，盖因其乞文而应酬之，原不必讳耳。”）袁枚《小仓山房文集》卷三十《书陆游传后》：“《宋史》称陆游为侂胄记南园，见讥清议，余尝冤之。夫侂胄，魏公孙，智小而谋大，不过《易》所称折足之鼎耳，非宦寺流也。南园成，延翁为记，出所宠四夫人侑酒，游感其意，为文加规，劝其提躬治民，毋忘先人之德。在侂胄亲仁，在游劝善，俱无所为非。宋儒以恶侂胄，故被及于游。然则据宋儒之意，必使侂胄铲除善念，不许亲近一正人；而为正人者，又必视若洪水猛兽，望望然去之。呜呼，此宋儒以后清流之祸所以延至明季而愈烈也！孟子曰：‘逃墨必归于儒，归斯受之而已矣。’孔子曰：‘人洁己以进，与其进也，不与其退也。’侂胄有好名慕善之心，游因而导之以正，宜也。……使游果有附权贵希冀幸进之心，则当曾觌、龙大渊柄国时，略与沾接，早已致身通显矣；而乃大与之忤，逐归不悔，岂有垂暮之年反丧其守之理？卒之，侂冑自咎前失，大弛伪学之禁，又安知非游与往来阴为疏解乎？彼矜矜然自夸清议者，或阴享其福而不知。盖《宋史》成于道学之风甚炽之时，故杨时受蔡京之荐，史无讥词；胡安国受秦桧之荐，史无讥词。京与桧之奸，十倍于侂胄，游之过，小于杨、胡，而反诋之不休，何也？游不讲学故也。张浚伐金之谋与侂胄同，符离之败与侂胄同，然而张浚不诛，士林不议者何也？则一与朱子交，一与朱子忤故也。善乎宁宗之言曰：‘恢复岂非美事，惜不量力耳。’金人葬侂胄首，谥曰忠谬，言其忠于为国，谬于为己故也。夫侂胄之罪，尚且一敌国一君父为之末减，而游作一记之过乃著于本传中，不亦苛乎？”
告归之际，陆游应韩侂胄之请，为作《阅古泉记》。
《宋史》陆游本传：“晚年再出，为韩侂胄撰《南园》、《阅古泉记》，见讥清议。朱熹尝言其能太高，迹太近，恐为有力者所牵挽，不得全其晚节，盖有先见之明焉。”又论曰：“陆游学广而望隆，晚为韩侂胄著堂记，君子惜之，抑《春秋》责贤者备也。”（按，陆游《南园记》未署作年，记中称韩侂胄为“少师平原郡王”，自署“中大夫直华文阁致仕赐紫金鱼袋”。考韩侂胄加少师、封平原郡王乃庆元五年九月事，陆游赐龟紫为庆元六年三月事，而嘉泰二年五月游已奉诏权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，十二月侂胄已加太师，故是记当作于庆元六年至嘉泰二年之间。）按，为韩侂胄作《南园记》、《阅古泉记》，关乎放翁晚年大节，是非之际，遂成聚讼。方回《桐江续集》卷二八《至节前一日》：“莼羹鲈脍鉴湖风，想象依稀老放翁。惜为平原多一出，诗名元已擅无穷。”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一八：“及韩氏用事，游既挂冠久矣，有幼子泽不逮，为侂胄作《南园记》，起为大蓬。”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甲编卷四：“晚年为韩平原作《南园记》，除从官。杨诚斋寄诗云：‘君居东浙我江西，镜里新添几缕丝。花落六回疏信息，月明千里两相思。不应李杜翻鲸海，更羡夔龙集凤池。道是樊川轻薄杀，犹将万户比千诗。’盖切磋之也。然《南园记》唯勉以忠献之事业，无谀辞。”叶绍翁《四朝闻见录》乙集：“公早求退，往来若耶、云门，留宾款洽，以觞咏自娱。官已阶中大夫，遂致其仕，誓不复出。韩侂胄固欲其出，落致仕，除次对，公勉为之出。韩喜陆附己，至出所爱四夫人擘阮琴起舞，索公为词，有‘飞上锦裀红绉’之语。又命公勺青衣泉，旁有唐开成道士题名，韩求陆记，记极精古。且以坐客皆不能尽一瓢，唯游尽勺，且谓挂冠复出，不唯有愧于斯泉，且有愧于开成道士云。先是慈福赐韩以南园，韩求记于公，公记云：‘天下知公之功，而不知公之志；知上之倚公，而不知公之自处。’公之自处与上之倚公，本自不侔，盖寓微词也。又云：‘游老，谢事山阴泽中，公以手书来日：“子为我作《南园记》。”岂取其无谀言，无侈辞，足以道公之志欤？”四库提要卷一六○“《渭南文集》”条：“《逸稿》二卷，为毛晋所补辑。史称游晚年再出，为韩侂胄撰《南园》、《阅古泉记》，见讥清议。今集中凡与侂胄启，皆讳其姓，但称曰丞相；亦不载此二记。唯叶绍翁《四朝闻见录》有其全文，晋为收入《逸稿》，盖非游之本志。然足见愧词曲笔，虽自刊除，而流传记载，有求其泯没而不得者，是亦足以为戒备矣。”又同上“《诚斋集》”条：“南宋诗集传于今者，唯万里及陆游最富。游晚年隳节，为韩侂胄作《南园记》，得除从官。万里寄诗规之，有‘不应李杜翻鲸海，更羡夔龙集凤池’句。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尝记其事。以诗品论，万里不及游之锻炼工细；以人品论，则万里倜乎远矣。”张元忭《绍兴府志》卷四十四《人物志》：“《宋史》谓其晚年为韩侂胄作《南园记》，见讥清议，余独谓不然。夫泉石品题，非有大关系也。以时宰求为一记，而必峻拒之，不已甚乎？顾其记所云何如耳。余于《西湖志》见此记而详味之，其以忠献有后为言，盖歆之以法祖也；又以许闲、归耕为公之志，盖讽之以知止也。游自以为无谀辞，无侈言，殆信然矣。是又何足为病哉？甚矣，议者之固也！”赵翼《瓯北诗话》卷十：“朱子尝言：放翁能太高，迹太近，恐为有力者所牵挽。《宋史》本传因之辄谓其不能全晚节，此论未免过刻。今按嘉泰二年放翁起修孝宗、光宗两朝实录，其时韩侂胄当国，自系其力。然放翁自严州任满东归后，里居十二三年，年已七十七八，祠禄秩满，亦不敢复请，是其绝意于进取可知。侂胄特以其名高而起用之，职在文字，不及他务；且借以报孝宗恩遇，原不必以不职为高。甫及一年，史事告成，即力辞还山，不稍留恋，则其进退绰绰，本无可议。即其为侂胄作《南园记》、《阅古泉记》，一则勉以先忠献之遗烈，一则讽其早退，此亦有何希荣附势、依傍门户之意？而论者辄借为口实以訾议之，真所谓小人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者也。”（自注：“今二记不载《文集》，仅于《逸稿》中见之。盖子遹刻放翁《文集》时，侂胄被诛未久；为世诟历，故有所忌讳，不敢刻入，未必放翁在时手自削去也。《诗集》中仍有《韩太傅生日》诗，并未删除。则知二记本在《文集》中，盖因其乞文而应酬之，原不必讳耳。”）袁枚《小仓山房文集》卷三十《书陆游传后》：“《宋史》称陆游为侂胄记南园，见讥清议，余尝冤之。夫侂胄，魏公孙，智小而谋大，不过《易》所称折足之鼎耳，非宦寺流也。南园成，延翁为记，出所宠四夫人侑酒，游感其意，为文加规，劝其提躬治民，毋忘先人之德。在侂胄亲仁，在游劝善，俱无所为非。宋儒以恶侂胄，故被及于游。然则据宋儒之意，必使侂胄铲除善念，不许亲近一正人；而为正人者，又必视若洪水猛兽，望望然去之。呜呼，此宋儒以后清流之祸所以延至明季而愈烈也！孟子曰：‘逃墨必归于儒，归斯受之而已矣。’孔子曰：‘人洁己以进，与其进也，不与其退也。’侂胄有好名慕善之心，游因而导之以正，宜也。……使游果有附权贵希冀幸进之心，则当曾觌、龙大渊柄国时，略与沾接，早已致身通显矣；而乃大与之忤，逐归不悔，岂有垂暮之年反丧其守之理？卒之，侂冑自咎前失，大弛伪学之禁，又安知非游与往来阴为疏解乎？彼矜矜然自夸清议者，或阴享其福而不知。盖《宋史》成于道学之风甚炽之时，故杨时受蔡京之荐，史无讥词；胡安国受秦桧之荐，史无讥词。京与桧之奸，十倍于侂胄，游之过，小于杨、胡，而反诋之不休，何也？游不讲学故也。张浚伐金之谋与侂胄同，符离之败与侂胄同，然而张浚不诛，士林不议者何也？则一与朱子交，一与朱子忤故也。善乎宁宗之言曰：‘恢复岂非美事，惜不量力耳。’金人葬侂胄首，谥曰忠谬，言其忠于为国，谬于为己故也。夫侂胄之罪，尚且一敌国一君父为之末减，而游作一记之过乃著于本传中，不亦苛乎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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