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 章懋 撰
學術
先生謂董遵曰: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,得天地之理以為性,須是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,天地之用同其周流,方做得一箇人。若天地間有一物不知、一物處置不得,便與天地不相似矣。
學者須是大其心,蓋心大則百物皆通,此須做格物窮理之功,心便会大。學者心又須小,正是文王小心翼翼一般,此須是做持敬涵養工夫,心便会小,不至狂妄矣。心為身主,敬為心主,只心一不敬,所行便不是矣。凡人之敬肆勤惰,都由此心。
學者工夫須極要細密,越細密越廣大,窮理須是精義入神方好。
格物窮理,須是物物格,事事理会,講明停當,方接物應事得力。
為學之方,當依程子“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”做無弊。朱子亦是從事此語。
務涵養者偏於靜,多流入禪學去。
學者須要實,見得理明應,事方得力。徒守死敬而見理不明,則用處不通,便差却。
時務須一一經理過,有事方可應。古人如孔子,乘田便乘田,委吏便委吏,攝相便攝相;朱子救荒便救荒,主簿便主簿,經筵便經筵。
先生示遵:敬以直内,義以方外,工夫最好。敬以直内是操存涵養,義以方外須用講學。
先生語遵曰:為學之法,須是敬義夾持。偏於持敬而不事集義窮理,則是徒守死敬而已,久之必至消歇;既持敬,又須窮理集義以栽培之,則敬字工夫方活。又云:敬字須貼誠字工夫方着實。敬而不誠則是偽也。
人之進學,不在於志氣進鋭之時,而在於工夫有常之後。吾曩見先生請益,先生以為:為學之道居敬窮理,不可偏廢。浙中多是事功,如陳同父陳君舉薛士龍輩,只去理会天下國家事,有末而無本;江西之學多主靜,如陸象山兄弟,專務存心不務講學,有本而無末。惟朱子之學知行本未兼盡,至正而無弊也。
道學自孟子失傳,後漢諸儒專守經傳章句無心得,宋兩程子鑒其流弊,方提出敬字做工夫,教學者門人;下稍又流入禪學去。朱子鑒其流弊,遂重在致知格物上做工夫,教學者門人;下稍又流入支離,專鑚研書冊,以著書為事;今白沙見朱子之後支離,遂欲捐書冊,不用聖賢成法,只專主靜求自得,恐又不免流於禪學也。今之學者,須持敬致知兩下工夫方可。
學者須是務實易言忠信所以進德,惟是忠信,方能進得德。論語開首便言“為人謀而不忠乎,與朋友交而不信乎”,蓋為學以忠信為本。
陳大章論:為人只要行所無事,以為老成忠厚,不行一事衝突一人,凡事只因循將就過,為行所無事。先生以為:行所無事者,凡事事依本分道理做,不務私智穿鑿而已,豈因循將就謂之行所無事邪?
學者欲希顔子之學,必從事於博文約禮,至於欲罷不能,而竭其才,庶幾可以有得欲造乎博厚高明之域。必致力於明善誠身,至於誠之不息而久且徵焉,然後可以馴致。
為學須立志,必以聖人為的。由孔孟之成法而學,則庶乎不差。
詞章之學,治世用之不能興禮樂,亂世用之不能致太平。
虚寂之學最為心害。後儒高明者往往溺焉,自謂得簡易之妙,終莫覺其非。
學術自程朱淪謝,又大壞矣。必須真聖賢出,方能救得。居常處困,每誦“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,民到于今稱之”之語,便覺自警拔。
論士習,疊山云:周公而後,士大夫無治天下之心,富貴其身而已;孔孟以下,士大夫無學聖人之心,榮華其言而已矣。
太上立德,其次立功,其次立言。人當志其遠者大者,毋徒以明經術取青紫為也。
學貴有用,然須是養氣。氣充,天下何事不可辦。
做舉業,要不以得失為心。
學者須耐辛苦,不要有富貴相。
學須體用具備。體須十分停當,用方不錯。
聖賢作用,與隨世以就功名之用不同。
明義須是精,精義又須至於入神。孟子直是辨得義利處極明,七篇中所論義利,皆是此意。朱子應事接物,義利之間亦甚分明。
問白沙:人來就學者,如何開發之?白沙以為:今人陷溺於名利汚濁之中,先令他看浴沂章以洗其心胷。先生曰:今日也浴沂,明日也浴沂,如何合殺?怕流入老莊去。白沙曰:使擺脫開方好向道。此亦救一時之弊也。
士修於家,尚有壞於天子之庭者。今之士子,惟事舉業以倖科第,進身之後惟圖禄位,安能做得好事業出來?事變之不齊者,天也;於萬變不齊之中而求所以齊者,人也。彼死生也、去就也、升沉也、離合也,天之所為者,吾固不得而齊之。若乃立身行己之道,事君之義,不以死生而變,不以去就而移,不以升沉離合而異,吾徒之所以自許,有不在天而在人者,獨不得而齊乎!齊其所可齊,而於所不可齊者有弗計焉,則夫不齊也者,又所以為齊也。
天地以生物為心,而貞元相繼,謂之繼善。人以濟人利物為心,而念兹在兹,謂之好善,天人之心同一善也。苟人心能久於善,則必福其善矣。書稱作善降祥,易稱積善餘慶。夫祥之與慶,皆福之大而命於天者也,豈一朝一夕之善可以襲而取之哉?故必曰:作善積善,欲人之念念不忘而久於其道,若詩所謂永言配命者,則多福不求而至矣。
先生登第後寄鄉先生書曰:某嘗聞先生長者之教,以為義理工夫,乃致君澤民事業,非真知實踐有得於己者,未見其有實用也。始者亦嘗志於是矣,顧為科舉之學,所汩弗得實用其力。區區從事於呻吟佔畢者十餘年,於道竟無所見,於心竟無所得慚,負明教多矣。今者奉親命就試春官,非敢遽志乎富貴也。亦曰欲釋去舉業之累,得以專志於學耳。
學者奉身務要儉約,不可好華侈。苟好華侈,必至貪得。他日居官决不能清白。蓋宫室妻妾飲食衣服之欲難足故也。人能儉約,自無此項病痛。
大學之格物致知,所以博其文也;誠意正心修身,所以充其體也;齊家治國平天下,所以措諸用也。師之所以教,教此而已;弟子之所以學,學此而已。三代而下,惟安定湖學之教有得于此,出其門者淵篤純明,直温簡諒,多為有用之才。故後之言師者必歸焉。師道廢,學術隨之;學術壞,士習隨之。呻吟佔畢以為學,風雲月露以為文,富貴青紫以為志,如是而望其有成材,難矣。
士清其心源,而後可以修身而致用。
人得天地之仁以生,故仁者人之生理也。
三代而下,儒以無用而取人之鄙薄訕笑者衆矣。非儒之無用也,儒焉非儒,而盜名欺世之不足為用也。
政治
吾儒為天地立心,為生民立命,為往聖繼絶學,為萬世開太平。帝王莫不用儒為治,若虞之論九德舉黎獻,周之教三物賓賢能,所用者皆儒也。故當其時,野無遺賢,王多吉士,庶政惟和,萬邦咸寧,治隆俗美,卓乎不可及焉。三代而下,儒者弗用,用者非儒,漢策賢良而相曲學棄醇儒,唐舉進士而重詩賦輕明經,宋以經義八行取士,而元祐乾淳學術乃見擯廢,無惑乎治之不古若也!宋元學校之外,又有書院之設,書院則無利禄之誘,凡有志之士皆聽其就學,有田以供給之,延名師碩儒為山長以主教之,故出其中者多有好人才。諸老先生有不就仕而反就山長之聘,樂為開講者,今日朝廷須是復立書院,庶幾作養得些人才出。
自夫宗法廢而親親之恩薄,至有漠然相視如塗人者;田制壞而生生之道微,至有貧不能自存而轉乎溝壑者。蓋亦世降俗薄使之然耳。有仁人君子者,弗忍其視如塗人而棄溝中也,於是推吾有餘資彼不足,若文正范公之為義田以給宗族之在吳中者,則其養之有道,惠之有術,而有得於古人親親之仁。豈非禮之以義起者乎!
今天下之財取於民者,錙銖不遺,不可以萬計。名為官用,實無分毫入於公府,而悉歸私室。苟能得人而鈎考之,皆可以充國用。但非其人,則不足以革弊,而反以病民。
秦誓有言,若有一个臣,斷斷無他技,休休有容焉。蓋謂大臣之道,不貴乎他技,惟貴乎有容也。
古之聖賢,若仲尼子產為政,人猶始謗而終誦之,則未及聖賢者固無恠其然也。惟當置之度外,任其紛紛,則久而論定。此易之所謂革而已日乃孚者也。
夫子不鄙九夷,以其所居而化也。昔者蜀之與閩,皆夷地也,自文翁為郡,而蜀之文風可比鄒魯;常衮為觀察使,而曼胡之纓化為青衿。人材駸駸,與上國齒。孰謂夷之不可夏乎?
朱子論古之學者為己,今之學者為人,以為二者之分,實人材風俗盛衰厚薄所繫,教者不可不審。斯言至矣。朱子之守漳州也,嘗欲推行經界以惠貧民,時當道者惑於浮議,迄不果行。有志之士至今為憾。
古之耕者助而不税,其制不可及已。後世有田則有税,然各隨其所有多寡而徵焉,民未以為病也。至於無田而有抑配之税,則民之困極矣。是豈真無田也邪?蓋版籍不明,姦欺百出,有田者不税,有税者無田,逋租匿役靡所不至,政龎賦擾訴理紛紜,非惟民所不堪,而有司亦病之矣。
先生奏修舉學政疏有曰:歲貢一行非無可與共學之資,而衰遲不振者十常八九。蓋由積累歲挨次而升故也。雖近年有增貢之舉,而所拔亦挨次之人,資格所拘,英才多滯。臣愚見,欲乞於貢外間,令提學憲臣於人才素多去處,行選貢之法,不分廪膳,增廣生員,通行精加考選,務求行著鄉閭、學通經術、年富力強、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。通計天下之廣,約取五七百人,照依地方分送兩監,今年者行一次,以後或三年或五年,量在監人才多少間一行之。
主司者有陸敬輿,取士必昌黎其人。
先王賓興,選士之制敬敏任恤者書於閭胥,孝弟睦婣有學者書於族師,而德行道藝又書於黨正。書者何録其人也?録其人何章之?以示勸也。後世求士於科目,猶賓興焉,與其選者名於學官,豈非閭胥族師黨正所書之遺意邪?閭胥族黨之書,皆先德行而科目之,所取學官之所名者,專以文藝。或者詆其非,某竊以為不然:夫文藝,道德之精華也;深於道德,然後能工於文藝。較其藝者,固將以觀其德也。然則六德六行之備,書其察之也詳;即其一藝而名之者,其責之也厚。察之詳則其名不虚,責之厚則其實難副,知其名之不可虚,而必求所以副其實焉,是亦所以勸也。而何慊乎閭胥族黨之書哉?
政體第一是格君心、收人才、固民心為本,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。
世道惟唐虞三代之盛,皆是聖人在位,致中和下。此則一泰一否,祇憑氣運推盪耳。
文廟祀典,以道統言之,須進周子兩程子張子朱子於配享之位,汰漢儒之無稽者,而序進宋數大儒於從祀之列,斯允當矣。
論風俗,嘗欲会同志擇里而居,傚横渠復古之志,行藍田呂氏鄉約,庶可一變而厚。
世道不好,都是小人用事,正如昏夜相似,盜賊鬼魅虎狼蛇鼠交出横行。君子在斯時,鮮有不被其害者,至於君子用事,則若日出,彼物自都不見。
世之仕者莫不易其進也,而君子每難之;莫不難其退也,而君子則易之。其進其退,天下國家之輕重繫焉,夫豈徒哉:如或進焉,决性命,饕富貴,不能有為於當時;退焉,亂大倫,羣鳥獸,不能有補於名教,惡在其為進退也邪!
提學之政,須行安定經義治事法,使其有實用課程,憑其自隨資質限來,只照其中考察之,必以厲行檢為本。周尚書洪謨奏詔天下祭文廟加十二籩豆,非禮論加王號祀之,亦未當只作先師孔子為好。羅一峰亦以為是。
國初太學用天子禮祭,郡邑只用郡邑禮祭。監祭七十二賢,郡添祭十哲,邑只祭四配。
先生自言:當時惜不得做臨武知縣。外官只有知縣可做,以其親民惠,易下及也。
治家之法合食之事,必有關雎麟趾之意,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。
先生謂董遵曰:待客之禮當存古意。今人多以酒食相尚,非也。聞薛文清公在家,官客往來只一雞一黍,以瓦器盛之,酒三行,就食飯而罷。又魏尚書驥在家,官客相望必留飯,食止一肉一菜而已。年雖高矣,必就舟次囬訪,不之公府。有所相遺,必有報禮,不肯虚受人惠。此二公者,亦可以為法矣!
箕子流化朝鮮,而孔子不陋九夷。天下豈有不可變之俗?居言路,須是舉其急且大者說,不可數以小而緩者去瀆君。
古人為太學師,師者德尊望重,而進退作則言動是效。故人化其德而暴傲革面,柔懦有立,禮順克彰,孝弟興行。
先王有大小宗之法以聯其族,故彛倫攸敘,而禮義興行,風俗淳美,後世莫能及焉。自王教衰宗法壞,人不知所本,而各顧其私,雖親骨血亦相視如塗人,情義乖離,而彛倫斁矣。所以聯其族屬,合其渙散,而使之相親睦者,惟譜牒之修為有補於世教耳。
漢張綱為御史,嘗埋輪都亭,條列梁冀兄弟無君之罪十五事,京師震竦。後雖為冀所中,而出守廣陵,又能化服劇賊數萬,南州晏然。非其昌言立朝威望有素,能致然乎。
宋時好人才多,由上好儒雅。
做官須置一簿,逐一私記,防吏人賣法作奸。
做官只理細務,判得一二紙狀,不過小利及一二百姓而已,何如行得些大體之事,使民皆受得些大惠。
吾謫臨武,因言者留官南京評事。初至,將洪武至成化年間文卷逐一檢閲過,如是者二三月。凡舊制事例,一應行移,并案牘積弊,由是悉知。後遇事便省力。嘗恨不得臨武一做,以施所藴,以惠百姓。
春秋之世,晉人崇大諸侯之館,而賓至如歸,子產所以美文公之覇。陳之司里不授館,羈旅無所單,襄公知其必亡。先生當正德改元初,上疏有曰:以正德為名,當求正德之實,如劉蕡所謂居正位親正人發正言行正道,而後可以正德;如董仲舒所謂正心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,而後謂之正德。苟德有未正,則雖令不從。欲求治化弘成,庸可得乎。
又謂:天道以元生萬物,而聖人體元以治萬民,故即位必稱元年,而建元必殊徽號。蓋與天下更新,示其所以為治之意,使人心知所向望也。
先王廟祀之典不及下士庶人,蓋以其分之有限,禮不下達,而人情猶有歉焉。至宋大儒君子創為祠堂之制,則通上下皆得為之,然後盡於人心。豈非禮之以義起者乎?
唐之既末,宦寺柄國,藩鎮弄兵,賦役繁重,民不堪命極矣。文宗君臣正當焦心勞思,相與戮力,拯民水火之中,而漠然不以為意,方且從容聯句,愛夏日之長,而樂薰風之凉。嗚呼,此日此風,特文宗君臣之樂耳!彼夏畦之農夫、邊城之戍卒。寧得而共之邪?文宗生於深宫,其不知稼穡之艱難,未足多讓;為公權者,既不能以孟子之言规其君,又逢其君之意而詠美之,難乎免於容悦之罪矣!君臣上下無志於民如此,此唐室所以不兢也。雖然,唐不足論矣,方宋之盛時,内苑賞花釣魚之宴,其君臣終日飲酒賦詩,稱頌太平,亦未聞有以田里休戚為言者。卒至熙豐聚歛殘民之禍,而宋祚遂以中微。豈獨唐之公權為可罪哉!
人主一心,攻之者衆。一惑於耳,則凡侈靡之聲皆乘間而入矣;一惑於目,則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進矣。人心愈危,則道心愈微矣。
藝文
或問:孔子論易主義理,無一語卜筮,而朱子專主卜筮之說為非?先生曰:伏義氏畫卦,文王周公繫辭,本為卜筮而作,孔子於大傳,如所謂開物成務興神物以前民用,所謂定天下之吉凶、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者,皆以卜筮言也。朱子本義,無非因卜筮而發明其義理以示人,如所謂語子惟孝、語臣惟忠、必中必正、乃吉乃亨者是也,則義理與卜筮豈可岐而二之哉。若專論義理而不本卜筮,則必流於王弼之祖尚清虚;若專談卜筮而不根義理,則為巫史之妄談禍福矣。豈聖賢著述之意哉?觀於左傳所載穆姜占艮之隨,而論元亨利貞之義;子服惠伯論南蒯占坤之黄裳,而謂忠信之事則可,不然必敗。是易之不可以占險,豈有不孝不弟為奸為盜而有卜筮大吉之理乎?春秋首止之会,周惠王將以私愛易嫡,齊桓公合諸侯以定世子,夫子則許之;鄭文公奉王命而不與盟,夫子則責之。是皆以道不以位也。道之公,所以匡其位之有不公者也。
捨象數而求理,則未免淪於虚無;泥象數而不求理,則未免淫於術數。惟不泥於象數,而亦不離乎象數,斯可以言易矣。
朱子語類一書,雖出門人所記,不敢謂其字字句句皆無差誤,而其中所載大而天地鬼神之奥,小而一事一物之宜,凡所以窮理修身應事接物、與夫治國平天下之道,靡所不備,大有功於後學。
聖人之道與天地並,而六經之作所以載道是也。若易以順性命之理,書以記政事之實,詩以理性情之正,春秋以示禁戒之嚴,禮以正行,樂以和心,皆切於日用,不可以一日廢也。人能誦是經而有得焉,則可以修身,可以齊家,可以治國平天下,無所施而不當矣。
或謂:綱目書法,謂莽操懿裕楊堅皆同簒弑,而有書莽、書主、書帝之異;賈充楊素李勣李林甫罪惡百倍,扬雄而書死、書卒不同。而為朱子之失?先生曰:鄭莊公之子忽為世子,而突乃庶子,皆由祭仲而立。春秋於忽止書世子,而突書鄭伯;晉獻公之子奚齊、卓子皆為里克所弑,而春秋一書殺其君之子,一書弑。其例不同,聖筆予奪固有深意,則綱目之書莽書帝書主,亦必有謂,豈可以一例裁之乎?彼充素與勣林甫皆無狀小人,不足責,而雄乃好古樂道、以儒名者,乃亦如是,則綱目書死,豈非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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