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礼记》的《坊记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表记》、《缁衣》或为
公元-453年 月份不详
《礼记》的《坊记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表记》、《缁衣》或为子思作,《乐记》或为公孙尼子作。
《礼记》作为儒家经典之一,内容十分丰富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“《礼记》百三十一篇”。自注:“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。”此后人们对此书的成书年代,大都以为不在先秦。(关于历代对《礼记》成书年代的情况,请参阅彭林《郭店楚简与<礼记>的年代》一文。《中国哲学》第二十一辑)沈从文从周秦两汉墓葬所反映的制度来判断《礼记》的年代,不失为一种很有说服力的研究方法。他说:“所发墓葬,其中制度,凡汉代者,以《礼记》证之皆不合;凡春秋、战国者,以《礼记》证之皆合;足证《礼记》一书必成于战国,不当属之汉人也。”(《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》引,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)彭林从《礼记》通论各篇许多内容见于先秦文献的事实,结合郭店楚简有不少内容与《礼记》有关的情况,以为“《礼记》通论诸篇多作于战国”。[《郭店楚简与<礼记>的年代》及姜广辉《郭店楚简与原典儒学》(该书综述了国内学术界关于郭店楚简研究情况)均载《中国哲学》第二十一辑]